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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圣上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圣上的严重猜忌。
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
圣上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
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圣上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
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保?步曳⒘撕?┯沟男矶嘁?剑?绕涫浅Ｄ晖?┫喔??子竦竦氖虑椤
圣上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对于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搜集查证。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不仅是胡惟庸的至亲，还曾经伙同胡惟庸谋逆，胡惟庸虽已被诛，李存义也必须连坐，这可是祸从天降，并且为祸不轻，李家揣揣不安。
但是圣上对此事并未严惩，还特别下诏，李存义与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贬到崇明岛闲住，可能是因为李善长为功臣元老，圣上念及旧情，因而特地从轻发落。
按理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但是李善长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这种态度令圣上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着，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十九年，任锦衣卫指挥使不多时的韩流芳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
今年初，又捉拿到奸人封绩。
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为外应，其实早在三年前，大将军蓝玉出塞时，就捕获过封绩，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把封绩给放了。
直到这次，由于封绩再次被捕入狱，李善长终于也被牵连进来了。恰在此时，李善长为了娱老，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以供营建。
以营卒为工役，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暗中却向圣上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
凑巧，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约有数百人，中间有一个叫丁斌的，为李善长私亲，李善长便替他求免。
由于圣上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经审讯得知，丁斌偏巧曾经供事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不少李、胡两家的往来之事。
这样，便认定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立即将他们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审理定罪。
接着，圣上便颁布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七十馀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实在是怒及人心。
与此同时，圣上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
断断续续的记忆和元峭说的这些重叠在一起，许淮想起自己曾看过的吴晗先生所著的《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胡惟庸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
圣上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凭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
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圣上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圣上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
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圣上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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