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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一向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也只有考中“进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进士的录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读书人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没法通过这条独木桥混进体制内。
这种激烈的竞争当然是每个读书人在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大部分读书人除了考取进士做官这个终极目标之外，其实也还是有比较现实一点的打算，比如说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转行去从事别的职业。
比较体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职业，大概便是给在任官员当师爷了。科甲出身的官员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写写八股文，甚至有些靠着纳银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员连八股文都写不了，要这些菜鸟官员上任之后去办理征粮收税、审人办案、迎来送往、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多半都只能抓瞎。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实务的助手，来协助他们处理政事。
如果仅仅只是书虫，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那也很难会得到官员的青睐，毕竟师爷这个职位并不属于衙门的正统编制，饷银都是由雇主官员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费开支，没点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当了师爷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科举。可以一边拿着优厚的待遇一边进修等下次考试机会，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条极佳的出路。
当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认可的功名，那做师爷的起点肯定会更高一些。州县官员一般会聘请有实务经验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员聘请的师爷基本都是举人，并且这些高级师爷手中也将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实权，其身份地位就绝非普通读书人可比了。而且抓着从师爷身份跃升为一国重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师爷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话说回来，官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师爷这碗饭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来吃，这个行业里也同样存在着竞争，能被聘请为师爷的读书人比例，其实比考中进士当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数人最终还得另谋其他出路。
比如文笔好的读书人可以专业代笔写公文，唐代诗人李邕一生中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类似这样的公文高手，还有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人，靠着这个特殊的本事，也能混个衣食无忧。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圣人的先例，自己开书院或者给权贵做家教，依靠教育产业发家致富。比如这白鹿书院的山长一职，历来就必须要有举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资格接任。而这儋州大大小小两位数的书院，其创始人几乎全都是历朝历代的落榜文人。觉得经营书院麻烦想偷懒的，也大可找个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只需管理那么几个学生，同样能混个丰衣足食。
当然还有一类人选择的谋生方式更为直接，就是下海经商。走这条路的文人一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伍秉鉴，都是科举无望之后选择跟随父辈经商，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子。
但以上的这些例子对于儋州本地的读书人来说，想要实现都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儋州这地方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属于大明所致。整个海南岛上的大明官员要嘛选择了投靠海汉，要嘛就处于赋闲状态，师爷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无从谈起就业机会。至于写公文这种事，连衙门都停止运作了，又哪还有什么公文要写，近两年所有上报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汉那边专门的部门代劳了，让民间文人们连打零工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下海经商这条路，海汉倒是十分欢迎，这两年里也的确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灵活的读书人抓住了商机，成为了与海汉合作的分销代理商或是种植园农场主。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毕竟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坚持认为商贾是属于比较低贱的职业，不愿意放下自己作为文人的尊严。而有这种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应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钱，可能连入行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如果以上这几条路都走不通或是不愿去走，又不愿意放下身段为海汉效力，那就只能先待在这里混混日子，反正靠着给书院做代课教师的收入，起码一日三餐还是能混过去的。范长逸本来不太想安排宁崎参观高级班，但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要是海汉人在此期间看中了某人直接带走，那对白鹿书院的名声也大有好处。
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中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文化素质都不会太差，而且这里每个人都是范长逸认可之后才能留在书院里继续研读经史子集，本事也算是有一点。范长逸认为这些人虽然还是想考取大明的功名，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对大明有多忠诚，否则怎会心甘情愿地留在“敌占区”生活，早就应该迁离这里了。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些人抱着待价而沽的心态，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秀才或举人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好的报价。
从宁崎之前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来看，范长逸觉得这位海汉高官对白鹿书院这些学员的兴趣还是很大的，而高级班这些人可算是书院里的精英，平日也没少研究海汉的各种政策，如果宁崎如先前那样向他们提问，想必这些人的答案会更有条理一些。
宁崎来时也了解过这个高级班的情况，到了堂上便直接进入正题：“在座各位都是去过省城乃至京城，见过大世面的文化人，所以我就不在各位面前摆什么官老爷的架子了。”
堂下众人都是很捧场地笑了几声，倒也觉得这位大人物的态度还算得上是平易近人，至少比以前见过那些用鼻孔看人的提学官好多了。
宁崎继续说道：“先前我已经参观过了书院的初级班和中级班，也与学子们进行了交流，对于书院的教育方式有了大致的了解。在这里我就不想再抽查各位对海汉教材的熟悉程度了，既然四书五经都能倒背如流，那不过几十页的新教材肯定也难不倒各位。我今天就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的海汉有什么看法，好的坏的都可以说说。各位也不用担心会因此吃罪，我们海汉是没有文字狱这一说的，只要说的是事实，说得有道理，还有机会得到奖励。”
宁崎的想法是要借着今天的机会了解一下民间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些尚未选择为海汉效力的读书人脑子里的真实想法。不过他也知道自己位高权重，下面的人未必敢当着自己的面说实话，所以特别强调了一下。
明代的文字狱可是一点都不比其他朝代弱，明太祖因为出身问题，对僧、贼、盗、寇这些字眼特别敏感，连通假字、同音字都不会放过。类似“则”同“贼”，“生”同“僧”，“道”同“盗”这样的写法，也会被其强行视为不敬。在明太祖在位期间光是因此而被判斩刑的府学训导，就多达数人。而因为文字狱被处死的倒霉鬼，也不乏翰林编修、御史、知府等等朝廷高官。
而继位的明成祖朱棣也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文字狱暴政，在杀了方孝孺之后，还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因此而丢了性命的人也不乏其人。在其后的武宗、世宗，也多有类似的文字狱暴行，虽然到了明朝晚期因为天下大乱，皇帝也没心思去琢磨这些有的没的东西了，但民间文人的谨言慎行却已经成了习惯，时刻都谨记着不能妄议朝政。
宁崎说完之后，堂下果然瞬间冷场，反应甚至远远比不上先前看过的两个班。这些读书人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同时也更懂得什么事能做什么话能说，长期养成的习惯让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宁崎的的安慰产生信任感，自然也不会马上对他所发起的话题做出回应。
范长逸见状倒是有些着急，心知这位海汉高官是真的好说话，要是错过这个时机，今后这帮穷酸书生可就未必还能有这么好的表现机会了，当下赶紧帮腔道：“宁首长可是海汉执委会中主管文教的大人物，尔等能面见宁首长，已是几世修来的福分，还不好好珍惜！”
范长逸这番呵斥之后，才总算有胆大的人举手。在宁崎点头示意之后，那人站起身来深深一揖，然后开口说道：“学生潘默，斗胆提问几句，若有不当之处，还望首长海涵。”
宁崎道：“你尽管畅所欲言，不必有什么顾忌。”
那潘默又作了一揖，这才沉声说道：“学生是儋州木棠镇人氏，崇祯五年在乡试中举。当时前往广州赴考之费用，倒是海汉赞助了大半，学生一直甚为感激。”
宁崎点点应道：“我们海汉一直对文教相当重视，这三年一次的科举，当然要让本地考生们能以最好的状态赶赴考场应试才行。”
潘默道：“学生便是此处不懂，既然海汉有网罗文人之意，又何必送我等读书人前去赴考？须知在大明所取得的功名越高，为海汉效力的可能便越低了。宁首长可否解释一下其中原由？”
宁崎应道：“回答你问题之前，我也想请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潘默，看你岁数应该也有二十好几了，想必不止参加了一次秋闱吧？”
潘默应道：“学生十八岁便中了秀才，之后共参加三次秋闱，只是资质愚笨，第三次赴考才中了举人。”
宁崎道：“那我问你，这三次考试，从儋州前往广州赴考的人数有什么变化？”
潘默道：“天启六年的乡试，儋州约莫有百余人赴考。到崇祯二年，学生记得大概有七八十人。不过崇祯五年学生中举这一次，儋州却只有寥寥三十来人赴考。”
宁崎问道：“那你知道为什么明明交通条件在近几年变得便利了，前往广州赴考的读书人却一次比一次少吗？”
潘默这次思考了片刻才作答道：“学生以为，或与海汉到来有关。海汉尚未到儋州之时，便高价雇佣文人前往三亚效力，引得不少落榜文人弃了学业投奔海汉。后来入主本地之后，便有更多的人选择海汉而非大明作为效力对象。”
“你说的没错。”宁崎接过话头道：“一边是希望渺茫的独木桥，另一边是触手可及的优厚待遇，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出于现实的考虑选择后者。赴考的人逐年减少，这说明我们开出来的条件已经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让他们放弃从大明寻求出路。但我们就算开出再好的条件，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而我们也不打算勉强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得为我们效力。为愿意继续考科举的读书人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或许其中有人今后真的发达成了朝廷命官，这也是一段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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